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

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东营市考察黄河入海口。当天下午，他来到黄河入海口码头、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地察看黄河河道水情和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了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情况。

今日特推送安作璋教授和其学生王克奇教授的一篇文章，以飨读者。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中，黄河文化是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尽管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多元的，黄河流域并非中华古代文明的唯一摇篮；而且事实也表明，自唐中期之后，黄河流域逐渐失却了其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但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发展中，黄河文化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正如尼罗河之于古埃及，两河之于古巴比伦，印度河、恒河之于古印度，黄河是中华古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在中国古代文明的长期发展中，黄河文化不仅以其高度发达的文明长期居于多元文化的领导地位，成为当时多元文化的凝聚中心和中华古文明当之无愧的代表，并且不断地给予周围的多元文化以深刻的影响，最终以自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中华文明。

一

黄河文化，或称“黄土文化”，概指产生发展于黄河流域的一种地域性文化。黄河文化存在的空间，可包括黄河流域的全部地区，即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区。从自然条件看，这一地区正处于中纬度，属于四季分明的温带气候；又由于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及其冲积作用，形成了肥沃厚重的黄土层；加之大河提供的可资开发利用的水利资源，使黄河流域具有理想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古代中国最发达的农业经济区。这是黄河文化存在的最基本的自然地理条件。但由于黄河流经地区的广阔和地理环境的复杂，先后跨越了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北部草原的河套地区、中下游平原和滨海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必然使黄河文化在这种特殊空间条件下形成为一种内容极其丰富、同中有异的文化系统。从黄河文化存在的时间看，可谓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独具特征的地域文化形态，其产生的时限当在新石器时代，其典型特征随原始农业的产生而形成，我们可以从仰韶文化中看到黄河文化最初的形态。


黄河文化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秦至秦汉时期，这是黄河文化作为一种主体文化的形成时期。在整个先秦时期，黄河流域各地域文化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如新石器时期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中游的仰韶文化、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及最后风靡整个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又有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相继兴起，至春秋战国秦文化、三晋文化和齐鲁文化并立争雄，最终确立了齐鲁文化在黄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到秦汉皇朝政治的大一统，经过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内部消化整合，黄河文化始融铸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主体。其主要表现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治的大一统、汉民族的形成和儒学的正统化。

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是黄河文化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黄河文化以先进的经济文化，不断吸收消化来自北方的游牧文化，并对南方江淮流域和珠江流域文化持续地输出，使黄河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地域空前辽阔、集众多民族为一体的强盛的唐皇朝。

第三阶段是宋元明清时期，这是黄河文化和其它地域性文化的融合时期。唐中期以后，黄河流域逐渐失去了在经济方面的领先地位，但黄河流域在政治上依然是统治中心之所在，在文化上依然保持着传统的优势，因而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中依然起着主导作用。只是作为一种原来具有鲜明特征的地域性文化形态，已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性，最终融入了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中。

黄河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从其经济特征看，黄河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大地上，基本上可分为三大经济区域。在北方和西北方广袤的草原上，存在着一种游牧狩猎的经济文化，逐水草而迁徙的流动生活是其主要特征。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存在着一种稻作农业和渔採文化，稻作和渔採的结合，“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 使其具有“水”文化的特征。而在黄河流域，却存在着一种旱地粟作文化， 丰厚的自然禀赋，给发展农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加之长期的农业实践，使黄河文化成为一种成熟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黄河文化具有“土”文化的特征，粟和陶则是这种“黄土”文化的典型代表。与草原文化和南方“水”文化相比，黄河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化，在文明发展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先进性和早熟性。生活在这一文化氛围中的人务实、求安定、强调天人和谐、重视经验传统。农业文化是黄河文化最基本的特征。 

其次，从其政治特征看，黄河文化具有一种正统性。农业的定居生活使聚族而居成为一种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宗法关系表现得非常典型，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礼乐制度及其理论化的产物即儒学的出现，造成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随着政治上的不断强化，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正统思想。以这种正统思想为核心的黄河文化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所在。这种正统文化强调“华夷之辨”、“以夏变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同化力。 


大汶口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刻符

第三，从其文化特征看，黄河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系统。黄河文化作为中国古代主体文化，其本身就是综合各种文化而形成的。如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就是综合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的产物，大汶口文化综合了青莲岗文化和东夷土著文化，而仰韶文化则是河南裴李岗文化、河北磁山文化和陕甘大地湾文化结合的结果。进入文明时代，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因革损益，最终形成了以周文化为核心，以黄河流域为根据地的华夏文化。春秋战国的政治割据，为黄河流域各地域性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秦文化、三晋文化、齐文化、鲁文化各放异彩，其结果是齐鲁文化取得了主导地位。至秦汉，综合各地域性文化的黄河主体文化，既有秦晋文化务实际、重法制的特点，又保持了齐鲁文化富理想、重伦理的特征。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黄河文化又不断吸收了主要来自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如羌、匈奴、揭、氏、鲜卑、乌桓、柔然、高车、突厥、回绝、契丹、女真、蒙古等。又南下与江南的百越、巴蜀、楚文化相结合。这种博大精深的包容性，使之成为中华古代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 

二

黄河文化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文化，由于自身在经济上的先进性和政治上的正统性，使之具有一种自然的文化吸引力和凝聚力，必然对周边的多元文化产生强大的向心作用。周边的少数民族，或出于对先进文化的欣慕，或出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或出于对正统地位的觊觎，不断向黄河流域作向心运动，其结果是“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种文化的凝聚力和周边各族的向心运动，最终使黄河流域成为中华古文明的大熔炉，而黄河文化在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同时，自身也不断获得更新改造。纵观历史的发展，黄河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先秦秦汉时期

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这里很早就成为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 地，仰韶文化就是黄河文化最初的萌芽。之后炎帝族、黄帝族、东夷族和三苗族接踵进入这个地区，在彼此的角逐和合作中创造了灿烂的黄河文化。紧接着，夏族、商族和周族先后在这一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不论他们彼此间胜负成败的结局如何，共同的生活环境最终把他们熔铸成一个华夏族，并由此产生了灿烂的华夏文化。华夏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一个早期典型形态，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干，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春秋之后，随着周王室的衰微，黄河流域周边少数民族乘虚而入，一度出现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在列国兼并争霸中，伴随着文化的冲撞，处于黄河流域的秦、三晋和燕、齐几个大国都各自成为民族融合的中心。经过了数百年的相互影响和吸收，终于使黄河文化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秦汉。


秦朝疆域图

秦的统一，“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匡饬异俗，尽知法式”，为黄河文化的融铸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秦作虽短，对黄河文化的发展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汉时期，黄河文化主要受到来自北方匈奴文化和西方羌族文化的冲击。尽管一道长城把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和草原的游牧文明隔开，但长城只可能是军事屏障，却不能阻隔两种文化的交流。以军事入侵为主要形式，游牧文化不断对农业文化进行冲击。汉皇朝在军事上的胜利，不仅保卫了农业文明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以战胜者的博大胸怀接纳了这种游牧文化。如养马技术的输入，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以及匈奴和羌族的内附等。总之，在先秦秦汉时期，处于上升期的黄河文化，以其伟大的气度，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以我为主地接纳改造了外来文化。 

2、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汉魏以来，黄河流域西境和北境的各族不断内迁，逐渐形成民族杂居的局面。其时，匈奴族居于今山西的西北部及陕西北部，氏、羌入居陕甘内地，羯族群集于上党、太行山一带，鲜卑则广布于整个北部地区。据《晋书·文帝纪》记载，入居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达870余万口，以至出现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黄河文化面临着冲击与考验。西晋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八王之乱”后，王权式微，内附各族在原民族旗帜下聚众而起，黄河流域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这一时期外在表现为民族的大混战，内里却是多元文化的较量，古代史家所谓“五胡乱华”实际是“胡”文化与“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事实证明：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羯、氏、羌、鲜卑等族先后进入了黄河流域，并且都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但曾几何时，都一个一个地消失在胡汉融合的历史大潮之中。这一现象，恰恰说明了黄河文化不可抗拒的融合力。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出现了“普天之下，谁不编户”的全面胡汉融合的局面，民族的分野逐渐为阶级界限所代替，血缘关系为地域关系所代替，黄河文化得到了北魏统治者的承认，重新获得了正统地位。

隋唐统一后，随着汉族政权的重建，黄河文化经历了数百年之久的磨难与考验，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更加博大雄厚、气度恢宏。陈寅恪先生曾对此评价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黄河文化吸收了“胡”文化中的尚武习俗，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豪爽质朴的民风，部民间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诸优点；同时“胡”文化的冲击也削弱克服了黄河文化体系中所固有的一些腐朽成分，如陈腐的门阀等级礼法观念，鄙薄武事、遗落世务、浮华虚诞的世风以及歧视少数民族的偏见等。有唐一代显赫的武功、崭新的精神风貌、领先于世界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是与黄河文化的更新有着密切关系的。 

3、宋元明清时期

继隋唐之后的又一个封建统一皇朝北宋自建立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辽和西夏不断蚕食黄河流域的西北和北部地区。此后形势江河日下，祖居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击败了辽政权后，南下饮马黄河，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置于金政权的控制之下。女真、奚、契丹、党项、黯戛斯、回鹘、室韦人大批移居这一地区，造成了“棋罗星列，散居四方……比屋连村，结屯而起”的局面。据 《金史·陈规传》记载，仅河北的猛安谋克户迁入河南的就有100余万人，经淘汰后，还有“四十二万有奇”。南宋末年，蒙古族崛起于北部的大草原。强劲飘悍的蒙古骑兵在横扫中亚西亚和东欧后，又长驱南下，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一朝倾覆。随着元朝的建立，黄河流域成为当时的统治中心，其大部分属于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大批的蒙古人、色目人一涌而入，和定居于此的“汉人”杂居。尽管元朝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但共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导致了民族差异的缩小，促成了民族的融合。


镇远浮桥,明朝建成的兰州第一座黄河浮桥

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明朝取元朝而代之。朱元璋在进军中原时明谕原蒙古军民：“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同时又下令“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使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于是“蒙古、色目之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此后明成祖朱棣又从南京迁都于北京，这一系列举动都表现了统治者对黄河文化正统地位的重新认定。明末，源于女真的满族兴起，挥戈入关，在黄河流域建立了清皇朝。满族大规模移居中原，并通过强行“雍发”、大兴文字狱和严禁满汉通婚以保持其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但黄河文化潜在的影响力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自清兵入关之初，满族已“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最终，满族文化还是融入黄河文化之中。这一时期的黄河文化，一方面随江南经济的发展逐渐丧失了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由于辽、金、元、清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权，在政治上屡受北方各族文化的冲击。在南北夹击之中，黄河文化主要借重于自身先进的深厚内涵和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利用文化上的优势，对进入这一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和同化力。与此同时，由于江南文化强大的经济优势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在政治作用下的持续输入，日益发展的文化交流使黄河文化本身的独立性日见消失，逐渐融入一个范围更大的中华文明之中。

三

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是，较高的文化必然地向较低的文化流动。一种文化，历史愈悠久，文明愈发达，它对周边文化所产生的幅射影响就愈大。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由于它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在客观趋衡律的作用下，势必持续地对周边的多元文化产生一种强大的扩散幅射作用，形成深远的影响。这种扩散幅射，往往借助于民族和宗族的迁徙，自然和政治变动造成的人口的流动、军事上的行动、商业贸易的往来、学术的交流等形式进行。黄河文化的幅射和扩散，对提高整个古代中国的文化水平，加速民族融合，为以后形成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先秦秦汉时期

早在新石器时代，立足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其分布已北到长城河套地区，南至鄂西北地区，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之后，黄河文化持续输出。尧舜之时，“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稣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传说中的宗族迁徙，反映了黄河文化对四裔最初的扩散情况。以后又有禹会诸侯于会稽，纣用兵于淮夷，太伯奔吴，昭王南征等，皆表现了黄河文化对四周地区的扩散。春秋时期，大国争霸，齐桓公的“尊王攘夷”，晋楚间的争雄战争，以及由于晋楚的扶助而造成的吴越的崛起，无不反映了黄河文化影响力的逐步扩大。及至战国，作为文化主要的承担者、传播者的士人们，“朝仕秦，暮事楚”，“北走胡，南走越”，加速了黄河文化的传播。吴起入楚变法，促成了楚国的强盛，从而统一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魏国北灭中山，将黄河文化扩展至北狄地区；秦兼并西戎，扩地千里，燕国的势力也直达辽东地区。正是这一时期黄河文化的广泛传播，造就了显赫一时的秦汉统一的皇朝。秦朝时期，曾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 三十四年，藡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戍守五岭者达50万人之多。又遣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掠取河南地，建44县，徙民实之。此外，秦并中国后，曾从黄河流域向西南迁去一大批工商业者，如原为赵人的蜀卓氏，原为“山东迁虏”后徙居临邓的程郑氏，原为梁人后移居南阳的孔氏，都将黄河流域先进的冶铁技术输入西南的落后地区，他们本人也成为家资钜万的豪富。


黄河故道

进入两汉，汉武帝赫赫的文治武功使黄河文化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他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开发西南夷，平定闽、越，并灭朝鲜，其结果造成了一个以黄河文化为主导精神的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盛大皇朝。东汉时，黄河文化加快了对江南地区的渗透。王景任庐江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卫飒任桂阳太守，皆以推广先进的黄河文化为己任，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对北方的少数民族则通过互市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东汉末年，中原士人因战乱的影响大批南下北上，南至越南，北到辽东，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走到哪里，也就把黄河文化带到哪里。如士燮为交阯太守，“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邴原“在辽东，一年之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还有逃入乌桓、鲜卑者。鲜卑、乌桓因“中国人多叛归之，教作兵器、恺、楯，颇学文字。故能勒御部众，拟则中国”。总之，在先秦秦汉时期，黄河文化以强有力的发展势头，对四周的多元文化呈现出幅射状的影响，为以后在中华大地上构筑一个统一的文化系统奠定了初基。 

2、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并据有黄河流域，因而使黄河文化的主要流动方向在江南地区。西晋末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时期江南著名大族如王、谢、萧、庚、林、黄、陈、郑等都是从黄河流域举家南迁的。此外由于战乱饥荒，也造成大量黄河地区的流民南下，如西晋元康年间（291-299），关西频岁大饥，秦雍6郡賨汉10余万口向梁、益流移就食。东晋太和年间(366-370)，“雍、秦流民多出樊、沔”，移居江汉平原及汉中巴蜀一带。据谭其骧先生统计，自西晋末年截至宋世，南渡人口共90万，占南朝全境人口约540万的1/6，占西晋北方诸州及徐之淮北约140万户、700万口的1/8。黄河流域向江南地区大规模的移民，为开发江南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南方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这种大规模的移民，也促成了南方的民族大融合。

《隋书·地理志》说：“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春陵、江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这种民族融合，实质上是黄河先进文化在江南地区的大发展。这种不断的灌输和发展，对江南地区的文化进步和中华一体化文化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这一时期黄河文化大发展的政治果实是隋的统一。大运河的开通和东征高丽是隋朝的两大举动。大运河的开通，为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加强了两大文化区的联系。而东征高丽，则是采取了军事征服的手段向东北地区强行文化输出。唐朝取隋朝而代之，凭借着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力量，对周边的文化区施加了空前的影响。随着唐太宗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黄河文化折服了北方的游牧民族。唐文化向西发展，远及中亚西亚地区。唐蕃和亲，随着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出嫁，黄河文化到达了世界屋脊地区，吐蕃的文化面貌为之一新，尺带珠丹赞普上书玄宗，自称与唐朝“和同为一家”。唐与南诏的关系也很密切，汉族工匠进入这一地区，加快了南诏丝织、冶铁和建筑业的发展。在东北方向，黄河文化的影响布及新罗、渤海，渤海的上京仿长安城建造，而新罗亦以“君子之国”著称。黄河文化还对日本、波斯、大食、东罗马、印度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总之，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黄河文化大举南下，给江南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加速了两大区域文化的靠拢和融合，向中华文化的一体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此外，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在隋唐时期表现出巨大的幅射作用，不仅对周边地区，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3、宋元明清时期

在整个宋元明清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入主中原以及始终对黄河文化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黄河文化向着两个方面运动：一是向江南撤退、发展，加速了与长江文化的融合；一是被北方游牧民族所接纳，对这一地区产生潜在的影响。北宋皇朝自建立之日起便以“积贫积弱”的形象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峙中处于劣势。契丹据有幽云扬州，不断南下威胁中原，西夏割据西北一隅，亦对中原虎视耽耽。辽、夏在黄河流域的割据虽然一直被旧史家看作是汉民族的耻辱，但作为黄河流域部分占有者的契丹和党项族却无法逃避黄河文化的熏陶与改造。如“幽州人韩延徽教阿保机树城廓，以居汉人之降者”，幽云16州成为黄河文化进军北方的桥头堡，西夏主李继迁定都灵州，认为“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以为进取之资，成王霸之业”。而汉官张元、吴昊则为西夏国的建国功臣。其结果契丹、党项文化终为黄河文化所同化。女真族入主中原初期，往往采取徙民以实其祖居之地的政策。如“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而金兵从汴梁北撤时，“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人。黄河文化往往通过这些北徙的汉人，予女真族文化的发展以重大影响，至世宗时，上京会宁“燕饮音乐，皆习汉风”。元朝建立后，也曾徙民于北方屯田，使黄河文化波及草原的边缘地区。尤其是满清入关后，其发源地东北地区空虚，黄河流域的流民不顾禁令，大量涌入这个地区。如吉林地区民地在乾隆十三年(1748)至四十五年(1780)间从1500余顷猛增为11000余顷，奉天地区人口在乾隆六年(1741) 到四十六年(1781)间从13000余人增加到39万余人。大批黄河流域人民对东北地区的开发，使人烟稀少之荒地变成了新兴的农业区。


在这一时期，黄河文化持续南下并渐次完成了与长江文化和珠江文化的一体化过程。靖康之变后，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撤至江南，黄河流域的大批人口又一次南渡，“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当时如山东籍的文化名人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和辛弃疾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南下的，造成了黄河文化又一次大规模的南移。继之而起的是长达500余年的元、明、清的政治统一，无论这种统一创建于何族，相同的是他们都把黄河和长江流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进一步交融，它们之间的差异日益缩小，在两者融合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中华文化一体化的过程。黄河文化虽然作为一种独立的地域性文化形态在形式上消失了，但黄河文化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却以另一种形式，转化成为中华一体化文化中的灵魂和内核，并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潜在地发挥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文化的精神是万古不朽的。

四

在黄河文化的形成发展中，齐鲁文化作为其中的主要构成之一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齐鲁文化的形成，是古代黄河流域多元文化综合提炼的结果。早在远古，处于黄河下游的齐鲁故地就是当时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东夷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从神话传说看，最早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以凤鸟为图腾的太皞氏、少皞氏和当时以天鼋(龙)为图腾的炎黄族共同创造了最早的黄河文明，故闻一多先生说：“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的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此外如“舜作陶”、“羿作弓”、“伯益作井”、“蚩尤作兵”、“皋陶作刑”等，都反映了东夷族对黄河文化发展的贡献。考古发掘的材料也证明，发源于这一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也一度处于黄河流域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进入三代，东夷文化和夏、商、周文化渐次融合，最后形成了华夏文化的主体。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随着齐、鲁的建国而逐渐形成的齐鲁文化，是当时黄河流域最先进的两种文化即周文化和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太公姜尚初封齐，“因其俗，简其礼”，尊重当地的土著文化。经济上除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使齐很快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大国。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亲亲”的原则，“举贤而尚功”，于是齐桓公任管仲而霸。学术上不仅重视儒家的礼乐仁义思想，而且还兼重法家、道家和阴阳家思想，以后在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樱下之学”，正是与这种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一脉相承的。建立在东夷和周文化结合基础上的齐文化，表现出一种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而这些特点最终融入黄河文化并成为黄河文化的基本特征。从鲁文化的形成发展看，周公封于鲁，其子伯禽至鲁后“变其俗，革其礼”，用周文化对土著文化进行了改造。经济上重视农耕，政治上强调“尊尊而亲亲”，学术上崇尚儒家的礼乐仁义。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鲁文化是周文化的简单移植。因为重“礼”和“仁”的儒家思想没有出现在周的发源地关中地区，而诞生于数千里之外的鲁国，绝不是偶然的。鲁文化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只能产生在这一特定的地区文化氛围中。齐鲁文化是先进的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嫁接而成的，又优于周和东夷文化的一种更高级的文化。所以，随着西周的灭亡，周王室的东迁，至春秋时期，黄河文化的中心必然从中上游地区转移到下游地区，齐鲁文化取代周文化，成为黄河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 


其次，齐鲁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秦统一中国后，法家思想虽然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但在学术方面渊源于齐学的“方士文化”却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齐人邹衍创立的阴阳五行学说被秦始皇所采用，为其建立新政权提供了理论根据。《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秦始皇本人醉心于封禅、访仙、祀神和求不死之药，也都与齐国的神仙方士之学有关。而为了寻求海上三神山遣齐人徐福率船队出海，不能单纯理解为一种思想的荒诞，它反映了富于理想性和开放性的齐文化对具有雄才大略而不拘成见的秦始皇的一种启示和影响。至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黄老之学又风靡一时。当时统治阶级中好黄老之学者甚众，著名人物有汉文帝、窦太后、陈平、张良、曹参、陆贾、汲黯、司马谈等。这些人中最早采用黄老之学实行无为政治的是曹参。曹参任齐相国后，接受了善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建议，“其治要用黄老术”，相齐9年，齐国大治，号称贤相。萧何死后，他继任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无为政治。不过六七十年时间，西汉皇朝便很快克服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造成了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文景之治”的经济发展成就为汉武帝开创的“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汉武帝“独尊儒术”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大变革。汉武帝所尊儒术与齐鲁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号称“汉代孔子”的董仲舒的儒学实际是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学，其所治 《公羊春秋》 也是渊源于齐学。

《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框架，及其重在阐述经书中的“微言大义”，积极为当时政治服务的学风，都是继承了“齐学”的传统。贯穿于东汉一代聚讼纷纭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也肇始于儒家学派内部齐学和鲁学的不同学风。齐鲁是汉代经学最发达的地区。如西汉的五经八师，除了传《诗》的韩婴(燕人)，传《公羊春秋》的董仲舒(赵人)以外，传《尚书》的伏生(济南人)，传《易》的田何(齐人)， 传《诗》的申公(鲁人)、辕固生(齐人)，传《礼》的高堂生(鲁人)，传《公羊春秋》的胡毋生(齐人)等6人都是齐鲁大儒。东汉时设置的14博士，齐鲁儒生就占8家，即：东海兰陵人孟喜、琅娜人梁丘贺所传的《易》，千乘人欧阳和伯、东平人夏侯胜和夏侯建所传的《尚书》，薛人颜安乐所传的《公羊春秋》以及鲁人申公所传的《鲁诗》和齐人辕固生所传的《齐诗》。再翻检一 下两汉书《儒林传》，在《汉书. 儒林传》中单独立目者有27人，齐鲁籍的占17人。在《后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的有42人，属齐鲁籍的有12人。


“百家争鸣”

至东汉末年，齐鲁之地又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大经学家。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何休，他用17年的精力作《春秋公羊解诂》，是继董仲舒之后最大的公羊学学者。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他不但精通古文经学，而且也精通今文经学。他遍注群经，打破今古文经学门户之见，不墨守一家之说，兼采众家之长，再加上他寿数高，门徒众，著述多(10余万字)，因此成为“天下所宗”的学者。魏晋以后，其间虽有郑学和王学(王肃，东海郊人)之争，但直至宋代理学兴起，经学主要就是郑学。在经学发展史上，郑玄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两晋之际，大批的齐鲁名士如琅琊王导、王澄、王敦，高平郗鉴，东莞徐澄之，长广苏峻等纷纷南下。东晋南朝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琅琊颜氏和泰山羊氏，都来自齐鲁大地。此外，这些名士和士族南下时还带去了大批人口，如郗鉴初率乡里“千余家， 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后又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徐澄之“与乡人减现等，率子弟并间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在元帝司马睿南迁时，仅琅琊人民随其过江者就有1000多家。元帝太兴三年(320)侨立怀德县 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琊侨民。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335)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境内侨立琅琊郡，为了和北方的琅琊郡区别，称为南琅琊郡。北方的琅琊郡有临沂县，于是南琅琊郡治下也侨立临沂县(在江乘界内)。琅琊王氏即临沂县人。齐鲁士人和先进的齐鲁文化的南下，为江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北宋的苏辙，尚有“为学慕齐鲁”的称誉。 

最后需要指出：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结合的产物，但齐文化和鲁文化并不相同。如齐文化开放，鲁文化持重；齐文化重功利，鲁文化崇伦理，齐文化尚革新，鲁文化尊传统。齐鲁文化结合互补，扬长避短，再加上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宽宏气度和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因而奠定了它在黄河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并对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五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从多元走向一体化的过程，有人把它称之为“多元一体”的文化。中华“多元一体”的古代文化，其发展不可能是平行的、相互独立的，必然有一种文化处于这种多元文化系统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由于它的发展，带动制约了其它文化的发展；同时作为一种主体文化，不断吸收其它文化的优点和长处来丰富充实自己，最终以一种文化为主，融汇其他各种文化，构筑一个一体化的文化体系。黄河文化在中国古代多元一体化的文化发展中，正扮演了这种角色。其主体地位和领导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黄河文化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其一是其先进性，这是由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早熟性和发达性决定的。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农业经济丰富复杂的内涵，对较为低级简单的草原游牧文化和较为粗放的长江流域的稻鱼文化有着明显的优势。 其二是其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与外部世界处于一种相对隔离和半隔离的状态，而黄河流域恰恰位于这个地理单元的中间地带，介于草原和长江流域之间。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黄河文化特殊的历史作用：不断接受融合北方的游牧文化，并持续向南方输出自己的文明。这种北受南进，一进一出，带动了中国古代文化一体化的进程。北方游牧文化的南下不是偶然的，由于游牧文化的单一性经营，决定了它对外部交换的需要，也就是说游牧文化对农业文化有一种先天的依赖性。北方牧民们对铁器、布帛、粮食的需求，都要仰仗黄河流域。正是这些基本的经济特点，造成了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重复发生的对黄河流域的向心运动。北方表面上咄咄逼人的军事入侵，掩盖着的不过是孜孜以求的经济渴望。这种依赖型的文化，在与黄河文化的较量中被同化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黄河文化不断地南下，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北方的入侵压力。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致相同的经济生活和自然条件，以及武力对比上的优势，推动了黄河文化对南方地区的持续灌输。其三是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政治大一统的传统。这种传统既是草原、黄河和长江三大文化不断一体化的产物，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三种文化的相互联系。由于黄河文化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必然使其高踞多元文化的领导地位。其四是其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本身就是由多种文化熔铸而成的黄河文化往往表现出一种宽容大度的气质，这是成为中华主体文化的基本素质之一。宽容大度的吸收，慷慨无私的输出，这是黄河文化的基本品格。 

黄河文化的先进性、正统性、包容性及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凝聚和幅射作用，造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由多元文化不断走向大融合的历史趋势。黄河文化的先进性、正统性和包容性，造就了非凡的同化力，使之在与多元文化的交往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使进入这一地区的各种文化很快被融合、同化。如元初许衡对忽必烈说：“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即。史册具载，昭然可考。”黄河文化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 又成为南北多元文化的荟萃交流要冲之地，使它能够在吸收汇合多元文化的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黄河文化和多元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由于长期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黄河文化和其它多元文化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以至最后发展到政治上“胡汉越夷共一家”，血缘上“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农牧渔业并举，习俗上“相忘相化，而亦不易而别”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局面。这种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文化系统，既有其主体特征，又有广泛的代表性，最终造成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至今仍是我们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文化支柱。今天我们研究黄河文化，就是要摈弃糟粕，扬其精华，在对外开放中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我为主，吸收先进外来文化，从而达到振兴中华之目的，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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