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海涛

此前，我以世界历史文化、地理疆域环境、国际政治组织为切入点，探讨过黄河文化的战略纵深（《从黄河文化看中华民族的文化战略纵深》）。本文从黄河文化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等底层法则、逻辑起点、内生动力出发，阐述黄河文化的战略纵深和发展模式，以及两个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愿景、价值观。

一、历史的经验教训

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看，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经历了两大“国际运动”。19世纪兴起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显性的），20世纪兴起的是所谓的国际文化“普世价值”运动（隐性的，实质为文化霸权主义运动）。与马克思在19世纪发现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创立政治经济学一样，20世纪西方的学者发现了文化价值，政治家将其转化为国家文化战略，我把它称为“政治文化学”。

这两场运动对一些国家或民族来说是一场大动荡：19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就了世界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主义苏联，而20世纪西方国家的文化战略则导致了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特别是20世纪这场政治文化学下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到今天愈演愈烈，其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较量。

回顾历史，面对现实，我们越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进行了成功探索和实践。

一部世界史，就是四大文明流域的交融与较量、民族征服与反征服的历史。在相对野蛮阶段，是以军事征服和杀戮为主要手段；在相对文明阶段或者遇到相对强大的对手时期，是以思想意识形态征服为主要手段。最后所有真正的征服，都是文化的征服。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源于文化思想认同。政治和军事只管人的行动，而文化才管人的思想。

从本质上说，各国较量的最终结局，取决于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民族最核心的安全底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惨痛教训，很好地解读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

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的两大“国际运动”，最后都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总结和成功实践，成为号召并影响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我们看到，黄河文化孕育的中国核心价值观，有一个跨越古今的目标，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对世界未来的描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中国提出的“普世价值”理念是“和平与发展”，其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开启千年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对全人类的贡献，即对全世界各民族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场“国际运动”的结果，必然是历史正确、道义正确的一方最终将取得正义、和平、人民的胜利。

在这场正在进行的“国际运动”较量中，我们看到，国家之间，10年之争，拼的是领导人的能力与魅力；50年之争，拼的是国家战略；百年之争，拼的是民族性格与精神的塑造。一切取决于国家和民族的高质量发展，即能否提升社会综合实力。经济是基础，最终要看文化。

二、黄河文化战略纵深的价值与意义

苏联的解体，让敌对一方未浪费一枪一弹。根本原因不是军事因素，也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其文化定力不足。文化定力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战略纵深不够，文化战略纵深不够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根基的欠缺。

中国古代上下五千年历经战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最后必和于大一统的文化旗帜下，用血与火检验并培育了黄河文化的战略纵深。清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李鸿章在一份奏章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从此，这次大变局对黄河文化影响之深、改变之烈，前所未有，开启了近现代对黄河文化纵深的生死考验。

黄河文化孕育了农耕文明下的世俗主导型文明，是一种有根亲崇拜传承的文化。“培根铸魂”“凝神聚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核心。意识形态是人的立场、观点、方法，首先就表现在信仰上。人如果有了信仰，就会在精神上有所依托。信仰就是心理依赖、族群凝聚，是人类各民族皆有的最基本的意识。中国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是因为黄河文化培育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信仰，以及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政党的领导。

文化就是人类族群统一的意志和行动。

中国古代“文化”一词，主要表达“人文化成”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文化主要诞生于黄河文化、农耕文明的集体劳作。这一点，与西方文化殊途同归。西方 “文化”一词，德文为“Kultur”，其核心语义为“民族灵魂的土壤”；英文和法文为“Culture”，直接源于拉丁语 “cultura”，本义是对土地或动植物的物质性照料。中西“文化”一词在词源上都意味着 “集体互动”。这本身就包含着文化与人的活动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我们的最初信仰都是来源于生产和生活实践，而不是来源于上帝。

中华文明从最初的“把生命照顾好，把灵魂安顿好”的信仰，到宋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再到清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中华民族构建了历代黄河文化的信仰传承、人才赓续的文化生态。这个生态以天道人道为信仰，以天人合一、大一统为锚定物，高于改朝换代的政权思维基础。

因此，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全中华民族就有了永不断代的文化信仰、文化权力、文化纽带、文化梯队，构建了“海纳百川、包容共济”的文化生存力，这个根植于黄河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胎记、文化底色，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领导力，文化生产力，文化修复力，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战略纵深。

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本质是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信仰，共同的信仰就是义无反顾地共同奔赴，这个文化信仰体现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气神。商鞅设立军功爵制度激发秦人耕战斗志，为秦统一奠定精神基础；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战争思想、建军思想，以“打土豪，分田地”为精神目标，形成共同体意识；长征、抗美援朝等展现出的精神动力转化为强大物质力量的过程，印证了信仰的凝聚力与迸发力。

每年春运和祭扫陵墓时，全民呈现出自发性、主动性、群体性、严肃性的特征，万众一心，奔向同一个根亲信仰。这些看似无序自发，实则是一只看不见的信仰之手在调控。民间这种“无组织”的义无反顾的信仰，其逻辑基础是黄河文化传承与文化自觉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尤其是所谓学历普遍偏低的广大农民等低收入群体，在对文化信仰的执着上毫不逊色，这都是黄河文化培育之功。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事件，是有组织的信仰实践，更多的是领导人的信仰和大众的跟随。而民间信仰锤炼的“文化体力”，它是指个体在进行相对深刻和严肃的文化活动时所需的精神能力。回想一下那些乡村民俗节日中，老人们通过非遗传承的故事，那种生生不息的劲道，正是文化体力的生动体现。这就是黄河文化在历史洪流中保持的定力、活力、持久力，既是纵横跨越的时空纵深，更是生生不息的精神纵深。黄河文化、农耕文明培育的勤奋、毅力，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红利；谋篇布局、通权达变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红利；大一统的信仰、团结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红利。

三、黄河文化是天道和人道

黄河文化、农耕文明的典型特征是对天象的系统观测和形成的“敬天授时”的宇宙观、“以化天下”的世界观、“大同世界”的价值观，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生活实践。中国的文化根基，早在2500多年前，我们先人的认知就已经进入了天道和人道的这样一个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正向循环法则。不是“儒生”们津津乐道的王道、霸道等陈词滥调。

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最高层次的第一次大爆发，人类社会最高境界“大同世界”被发现或设计。老子讲天道，孔孟讲王道。天道人道轻法，王道霸道重法。什么情况需要重法来维持？只有乱世才用重典，法是用来解决社会冲突加剧问题的工具。因此，所谓的法治发展，王道霸道成为治国理政的主流，这正是天道人道堕落的反衬。在国际社会，虽然有王道所设立的公理，但实质上没有天道所布设的天理。至于强横专断、行为蛮横的霸道，那就更不值得人类一提了。

百年巨变、千年复兴要求思想理论的格局跳出成王败寇周期率的认知茧房。我们回顾轴心时代开创的天人合一宇宙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观、和平和睦和谐价值观，重新致敬黄帝、老子、列子、庄子、孔子和柏拉图探索天下大同乌托邦的积极价值。

100年前，中国一度在西方的文化结构下培养我们的后代，几乎放弃了5000年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和体系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最大贡献是“觉醒”这两个字。

黄河文化国家战略，它的重要之处在于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观点、方法。其文化立场、文化观点不在于背了几首古诗词，恢复了几项传统非遗手艺，关键在于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国家和民族的命脉不仅仅在于军事、经济，更在于文化。党中央制定文化大发展的国家战略，就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政治。文化战略，不仅仅是诗和远方的浪漫，它更需要表现出树立民族信仰、传播民族文化的教化功能。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文化兴则国运兴，这些都是伟大复兴中国梦最根本的逻辑起点和内生动力。